中国在近代经历了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」，从那时起，中国的菁英们在内忧外患之下，认为华夏文明过时了，西方文明才普世，于是我们抛弃传统，走上了一条以西为师、用西变中的路。近一百多年，我们的教育、学术乃至文化体系都在西化，而且在华夏文明圈中，中国的制度、文化变革最激进，但回头来看，我们走的弯路也最多，文化也越来越弱，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甚至不如日韩，与一个文明古国、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严重不匹配，这就促使我们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华夏文明。
我们先来看这个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」，其实就是人类从铁器时代进入机器时代。中国崛起在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之时，学术界对于青铜的「最早」有争议，但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，文献、文物俱在，无法撼动，但唐宋的儒释道三家取代了先秦的道儒墨三家之后，中国停滞了，四夷却追上来了，故宋明不复汉唐气象，特别是在近代，欧洲率先进入了机器时代，中国失了先机，其后又误以为是失在制度、文化，连续错过了三次技术革命，被「发达国家」不断拉开「代差」，降维打击，就完全丧失了自信。未来的中国，是西方式的崛起，还是华夏的复兴，我们面临抉择。
再看华夏文明是否过时。有人说华夏文明是「农耕文明」，重农抑商，过时了，其实，没有纯粹的农耕文明，只有文明的农耕时代，中国自古农工商皆有，但产业重心要与工具水平相应，铁器时代必须以农为本，机器时代必然重视工商。有人说中国是黄土文明，其实是缺常识，中国东边都是海。世界在变，但自然的本质、人的本性没变，古人对此的认识，怎会过时，我们今天再先进，也并未跳出道、天、地、万物与人的格局，不过是在古人搭的大框架中进一步细化和修正，否定这个框架，今人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碎片。
然后看「普世价值」，最早提出「普世价值」的是中国人，但被西方人夺走了话语权，西方的成就在「术」不在「道」，其力推的「普世价值」并不普世，倒是华夏文明，超越了血缘、地域和时代，也超越了现代的国家、民族，是真正的普世。同时，我们认识到，信仰，不是只有宗教，还有文教，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，而是以华夏文教为信仰，华夏文教最高的不是「神」，而是「道」，中国人最在乎的，不是有神无神一神无神，而是有道无道得道失道。
中国不仅是一个七十年的国家，也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，没有华夏信仰，就撑不起中华文化，没有中华文化，就撑不起中国的复兴，重建华夏信仰已迫在眉睫。所谓「重建」，其实是「找回」，两条路，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华夏信仰。
第一条路，上溯先秦，我们发现，以道儒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。周公的「礼乐」，道家的「道德」，儒、墨的「仁义」，合在一起，就是「道德仁义礼乐」。
道，是自然。
德，是规律，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仁，是高尚，讲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。
义，是公正，讲的是人与家的关系。
礼，是规范，讲的是人与国的关系。
乐，是快乐，讲的是天下大同，即全人类的共同追求。
尊重自然，遵循规律，做人高尚，做事公正，社会有规范，人人要快乐，也是系统、完整的普世原则。
第二条路，下到乡村，走入寻常百姓家，我们发现了「礼之三本」。
「礼之三本」，出自「荀子」礼论，「礼有三本，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，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，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无天地，恶生，无先祖，恶出，无君师，恶治，三者偏亡，焉无安人。故礼，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，是礼之三本也」。
「礼之三本」在东汉「太平经」中表述为「天地君父师」，北宋初演变成「天地君亲师」，明朝后期成为民间普遍信仰，民国时改「君」为「国」，仍把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。民国学者钱穆曾说「『天地君亲师』五字，始见荀子书中，此下两千年，五字深入人心，常挂口头，其在中国文化、中国人人生中意义之重大，自可想象」。今天，在一些偏僻乡村的农家，仍然供奉着「天地国亲师」的牌位或条幅。
经过对「礼之三本」诸多版本的比较，我们认为，表述最为准确的还是荀子，天地、先祖、君师对应着生命、血缘、文化，这是人生的根本，也是真正的普世价值，因此我们主张，恢复荀子的礼之三本，「天地先祖君师」。
至此，我们得「道德仁义礼乐，天地先祖君师」十二个字，前六个字与后六个字，一经一纬，一虚一实，构成了完整的华夏文教信仰，也是华夏文明的基本框架，如果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，道德仁义礼乐何尝不是呢，天地先祖君师何尝不是呢。
阅读2012
